今天介绍的这篇研究论文范文的完整的标题是《无组织的有序”：社会化媒体何以影响议程的设置？——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为例》。 社会化媒体的治理功能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话题。在转型期中国，受制于种种因素，民众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尚未健全，社会化媒体反而发展成为民众进行公共参与和议程设置的替代性渠道。那么，社会化媒体为什么可以影响议程设置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解释的理论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范例提出基于社会化媒体的技术逻辑和政府的治理逻辑基础上产生的空间上的“闹大效应”与时间上的“立即解决”压力是社会化媒体得以推动议程设置的关键力量，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性框架。 1，范例简介 标题：“无组织的有序”：社会化媒体何以影响议程的设置？——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为例 作者： 陈贵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发表日期：2021-09-10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网络舆论;议程设置;公共政策;滴滴顺风车; 基金资助：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搭便车问题研究：来自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项目编号：GD18XYJ29）； 摘要：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化媒体成为民众进行公共参与和议程设置的替代性渠道。已有研究对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尚缺乏理论解释。基于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案例,提出一个解释性框架:社会化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影响,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综合作用下同时产生空间上"闹大效应"与时间上"立即解决"压力的结果。技术逻辑是指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性让民众诉求表达具备力量聚集、偏好显示、信息筛选和全局扩散的特点,治理逻辑则体现互联网领域的"群众路线"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舆论应对方针,以及政府部门对民众诉求和上级问责的回应。在二者交互作用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调适为社会化媒体影响议程设置成为可能,但其结果未必定是"无组织的有序"状态。 文章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化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概述 三、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的一个解释性框架 （一）作用机制：空间上的“闹大效应”与时间上的“立即解决”压力 （二）内在逻辑：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交互作用 （三）社会化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类型建构 （四）解释框架的提出及其相关命题 五、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案例分析 （一）案例梗概 （二）实证分析 六、结论与讨论 2，本研究范例主要研究方法、相关知识点和工具 2.1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是新闻传播学里一个重要的理论，我们参考知乎文章《什么是议程设置理论？》做一些摘要。 李普曼在《民意》中提出，报纸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拟态环境”，而公众却把它当做现实本身，形成关于世界的错误的想象。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媒体具有地位赋予功能，大众媒体的报道可以使社会问题、个人、团体以及社会运动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显著性会让它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合法性。这一功能中已经蕴含了议程设置的萌芽。 1963年，美国学者科恩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即：大众传媒远不只是新闻和信息的提供者，它虽然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想，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总能奏效。这实际上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通俗的表述。 2.2 议程设置理论要点 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也就是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由于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认知阶段的效果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动产生联动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这里着眼的是传播媒介的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2.3 搞研究使用什么工具收集社交媒体上的评论数据？ GooSeeker网络爬虫软件提供了多个快捷采集工具，可以采集多个网站上的公开数据用于科研和论文写作，比如可以采集微博，抖音，喜马拉雅，知乎，快手，豆瓣，推特，B站等。 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近几年短视频平台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在这篇《如何使用快捷采集-以抖音短视频搜索数据采集为例》里，介绍了怎样通过GooSeeker抖音视频关键词搜索快捷采集工具获取抖音关键词搜索后的结果：视频标题，视频链接，喜欢数，视频时长，作者，作者链接，发布时间等字段。 下面这张截图是抖音视频评论快捷采集工具，添加网址启动采集，完成后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
3，本范例结论与讨论 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的核心特征被概况为“无组织的有序”和“无组织的无序”两种形态。原文研究作者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的案例说明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和内在逻辑，为解释框架提供一个注脚。 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并不见得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案例分析中也未能获取政府等相关主体如何进行权衡取舍这一内部决策过程的资料，因而无法展现社会化媒体影响议程设置的所有特征、完整过程和全部逻辑。但所分析的案例呈现了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的重要特征。一件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危机事件一旦形成了焦点事件，将通过社会化媒体产生突破属地管理、跨越几乎所有政府层级的“闹大效应”，并向有关部门提出“立即解决”问题的诉求，给政府部门带来强大的外部压力；面临着这样的政策情景，在群众路线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逻辑共同作用下，政策之窗得以开启，政策议程得以设置。 总之，本文的结论表明，社会化媒体之所以能够影响议程设置，不仅有赖于其自身具备的技术特征，更取决于政府的治理逻辑，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我们应当警惕出自本能的民粹主义式社会反应及其引致的无组织、非理性的“借题发挥”式的网络舆论，并对网络舆论予以正确引导，以使“无组织的无序”向“无组织的有序”转化，达到理性治理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与治理机制上，需要厘清民众寻求自治的公共权力基础，明确社会自治的私人领域边界，完善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推动国家、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实现。 |
